我院高层次驻院研究员晏辉教授在《天津社会科学》2026年第1期发表论文：数智时代“从主体性到公共性”何以再度成为元哲学问题？

摘要：将“从主体性到公共性”再次确立为现代实践哲学的元问题，并非主观想象的结果，而是不断扩展和深化的现代化运动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向人们提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诉求。充分发挥每个主体的主体性并以此生成各种形式的公共性，乃是人类的普遍性本质。无论是在存在论、认识论还是在价值论中，普遍性本质都客观必然地存在，这是由个体必须以集体和类的形式生存和生活这一“始基”所决定的。现代化运动使人的主体性以及由此而生成的公共性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欲望主体、思考主体和行动主体并置在一起，并在个体之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彰显过程中实质性地向前推进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作为公共性的三种实体形式，为个体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和条件。然而，一如现代化运动是一个悖论性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在把价值奉献给人类的同时，也把危险和风险抛给了人类那样，由充分发挥主体性而生成的现代性又以有形和无形的样式，反身嵌入主体的思考与行动、生存与生活之中，产生了异在性的后果。一种无法听其言、观其行的“抽象统治”支配着人们的观念、行动和生活；更为突出的价值问题是，公共性分配中的不平等，欲望的神圣激发摆脱了自然限制和超出了人性限度，由AI技术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发展和广泛运用造成的双主体效应，权力和技术的有机联结形成的官僚资本，价值与意义的严重分离，成为现代主体性和公共性危机的集中表现。在数智时代，成为一个能够担负起道德责任的主体，构建能够最大限度地运用激励性和约束性机制的制度体系，并且在形成坚实的主体文化的基础上，生成厚重的文化主体性，是既超越传统生产方式又摆脱西方现代化种种弊端的根本途径。这一根本途径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以及推动它的中国文化、中国智慧和中国道路。